我们面临的困扰与马克思主义

    我们现在的社会,有两大困扰。一是贫富悬殊,贫富悬殊又导致了第二大困扰:不义泛滥,道德沦丧,价值理念单一。


我们想不通:我们从小就被马克思告知我们是资本主义的掘墓人,只有信马克思人类才有希望;现实却是资本主义的物质财富比我们多,社会文明比我们高。


很多批判者把困扰的根源指向制度或者说体制。我们的政治制度依然在坚持马克思主义,马克思主义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国之本,否认马克思主义就要否认我们的根本,否认根本的后果会怎样?苏联的解体是一个例子,有没有借鉴的价值,我没有研究。不过可以确定的是,否定很容易,建设非常难。


我一直好奇,马克思断定“无产者是资本主义的掘墓人”、“资本主义必然灭亡”的依据是什么?他为什么如此痛恨资本主义?


系统地研究马克思主义,对我来说,不易行,就借助别人的研究说吧。


马克思主义主导这个世界140多年,从1848年发表《共产党宣言》之后,到苏联解体,其思想的实验过程可谓惊天动地,世界上几乎一半的人类都受他的影响。一个人具有这么大的影响力,他的思想一定具有某些强烈的因素,使得当时人们感到十分着迷,认为这便是人类所真正需要的。


我惊奇地发现,马克思主义崛起的时代,资本主义的弊端已经出现,这弊端恰是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困扰:贫富不均、社会不义。


贫富不均是由于资本主义需要资本集中,但资本一旦集中于少数人,便不免造成贫富差距过大。马克思认为贫富不均是资本家剥削工人的剩余价值造成的,而我们现在的社会除了这一原因外(如,房地产),还有制度导致的垄断原因。譬如,石油、电力、电信、烟草等行业的员工人数不到全国职工总数的8%,但其收入相当于全国职工工资总额的60%左右。垄断企业职工一年收入可以是普通企业职工10年的收入。总体来说,衡量贫富分化的基尼系数,世界银行测算的结果是中国已高达0.5,远远超过了0.4的警戒线;行业收入差距,最高与最低的行业相差15倍,国企高管的平均收入和社会平均收入更是相差128倍。收入排在前20%的人平均收入和最低的20%相比,两项之比在中国是10.7倍,而在美国是8.4倍,在俄罗斯是4.5倍,在印度是4.9倍,在日本仅为3.4倍。


 


马克思认为,贫富差距太大最后会导致社会不义,所谓不义,就是不公平,导致社会危机越来越深,很多人内心的冲突、不满,似乎随时随地一触即发。


温家宝总理说过一句与此一致的话:一个社会当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里,那么注定它是不公平的,这个社会也是不稳定的。


马克思身为一位哲学家,23岁就能洞悉当时资本主义的弊端,并提出破坏、建设的办法,令人钦佩。


零点研究咨询集团最新完成的《2010年中国居民生活质量指数调查报告》指出:约1/5受访者认为自己比周围人穷。“感觉自己比别人穷”,正是当下社会弥漫着的情绪。如果贫富不那么悬殊,相信也不会有那么多的人认为自己是“穷人”。社会分配的不公让越来越多的人产生了“被剥夺感”,恐慌,无助,即便是月入过万的白领,对未来的焦灼及不确定性也时刻警醒着他们“穷人”的身份。不过,“穷”是相对的,更多人担心的不是“穷”得吃不起饭,而是“穷”得没有富起来的机会和条件,由于得不到权力的保护,对于通过自己的才华和努力改变外在的贫穷缺乏信心。


    调查结果还显示“人们对贫穷的畏惧甚至远超过对情感背叛、友谊和尊严丧失”。这样的调查结果也呈现出了现代人对物欲追逐的无止境。


《消费时代的失败者》一文分析:以前的人可以生活得比现在的我们潇洒,是价值理念决定的。在传统的社会里,无钱无势的人不一定是失败的人,宗教、宗族、行会为这些人提供了一个他们能够从中获得意义感、存在感的天地。作为一个优秀的学者、革命者、手艺人、庄稼人、猎人,他们可以自得其乐地度过有尊严有成功感的一生。譬如,比如说我不跟你比钱,我画画比你好,我比你有文化。那时候的人,就是有大视野、大境界,不因穷苦而弃其所学,生命的价值不在于物质的拥有,而在于文化的追求和呈现,在于精神的满足。而现在,现在全社会评价一个人成功与否,只有一个标准,就是财富。教授们比讲课费多少,画家们比卖一幅画多少,手艺人们比制作一个工艺品卖多少钱。所有的价值全部都要折现。


在市场专制的时代,在单一的批判标准下,在价值理念迷失的当下,连学者自己也迷失了,更遑论普通人,大家不分阶层,争做“市场专制”之下的顺民而甘之。然成为成功者毕竟是少数,绝大部分人会被划归到失败者的行列中。我们的失败并不是因为我们做人的失败,而是这种文明形态,这种价值理念让我们感到自己是失败的,从而丧失尊严、丧失在这种形态的文明中发出声音的底气。


的确,我们所处的社会被“物化”得过于严重了。人们已经习惯了以“物”的尺度来衡量幸福与否的标准,那些本属于人的精神生活与感受几乎被抛弃。“穷不足悲”,“悲”的不仅仅是社会财富分配的不公,而且是自己活得没有别人成功,找不到那种成功的满足感。


有人说,教师的高度决定学生的高度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教师,那么,父母的高度也应该绝对孩子的高度。如果父母、教师的高度也只以财富作为评价孩子、学生成功的唯一标准,那么我们的未来还有希望吗?而事实上,父母和教师有多少还能坚持高、正的价值理念呢?


 


资本主义为什么没能如马克思所预言的那样灭亡,反而如日中天,令社会主义倾羡?由社会主义制度转为资本主义制度的例子不难找,反之则无例,现存的社会主义国家,除了朝鲜,其改革无不向资本主义取经。


我们不能怪马克思,每个人都有他的局限性,伟人也不例外。


我想,资本主义最终也意识到了自己的弊端,至于是用什么思想、方式消除了弊端,我没有研究,这提醒我应该读读资本主义的历史,一来验证一下自己的想法,二来也许对我们现在面临的困扰有拨云见日之效。


既然我们现在社会的现状,跟马克思抨击资本主义的背景很相近,既然西方资本主义在经历了一百多年的调整后,造就了今天令人钦佩的文明高度,我们是不是有理由相信,我们也能调整好这个社会?虽然不知要经历多久,也许,我们这一代乃至下一代都看不到,但只要有希望就值得努力。


如何解决贫富不均的困扰,政府在努力:如何公平分配社会财富,已成为近年“两会”的焦点。


如何解决社会不义的问题,有智之士在努力:教育家魏书生认为不论新时期、老时期,一个人最重要的素质都是守住核心价值观。价值观守住了,人生才有价值,精神才会愉悦。如果守不住核心价值观,自我就会像一片叶子,忽而九天,忽而黄泉,永无精神家园,没有定力的人,当多大的官、有多少钱,都会在“求不得”之苦中煎熬。有了定力,就会总是处于一种获得之中。因为你不断地增加定力,拓展自己正确的价值观、幸福观的内涵,于是你就幸福了。他的核心价值观是:学习、工作、尽责、助人是享受,是最高的价值。


让我们以“种花何问看花谁”的胸怀,加入到努力的行列吧!
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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